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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城鑄鐵·序(二)》
  發布日期: 2018-10-22  訪問量:   字號: [] [] []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冶鐵術的起源以及由此發生的人工鐵器的制作和使用,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性大事件。考古發現及冶金學研究表明,在我國,公元前8~9世紀的西周末年人工鐵器在中原地區出現之后,隨著公元前700年前后液態生鐵冶煉技術的發明,逐步形成了以液態生鐵冶煉技術為主、塊煉鐵技術長期并存的具有東方特色的鋼鐵技術傳統,鐵器工業也逐步發展,鐵器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應用的廣度和深度也在不斷擴展,到西漢末年和東漢時期,中原地區和邊遠地區先后基本完成了古代社會的鐵器化進程。因此,在中國古代鐵器和鐵器工業發展史上,戰國秦漢時期(主要是戰國后期至西漢時期)既是一個大發展時期,也是一個關鍵時期。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戰國秦漢時期鐵器和制鐵遺存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以及冶金學研究不斷取得進展,初步究明了當時的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發展狀況、鐵器及其社會應用,為構建中國古代鐵器工業發展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而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及其研究報告《邰城鑄鐵》,則是秦漢時期鐵器工業考古的最新成果。

 邰城鑄鐵作坊遺址位于陜西省楊凌區法禧村東南,地當秦漢時期邰縣故城一帶。2011年春在東西相鄰的兩個地點進行發掘,發掘面積約500平方米,清理出水井和灰坑等遺跡37個,其中16個遺跡單位中出土了大量與鑄鐵相關的各種遺物,包括鑄鐵陶范、鼓風管、爐壁和爐渣等,同時出土了殘鐵器、陶容器、瓦和瓦當等建筑材料、石器、銅器以及動植物遺存等,證明這里是一處西漢早期以鐵器鑄造為主、兼及鐵器鍛造和鋼鐵加工的制鐵作坊遺址,并且其產品主要是鐵鋤板、豎銎钁和犁鏵等農耕具。盡管這次發掘的區域主要是鐵器作坊的廢棄物堆積區,因而未能發掘清理出窯爐等冶鑄設施而令人遺憾,但大量制鐵遺物的發現,尤其是對各種制鐵遺物的全面收集、系統整理和縝密分析,使得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諸多方面填補了學術空白。

 從時間的角度看,該鐵器作坊的運營時間為西漢早期,更具體地說是從秦漢之際到漢武帝元狩年間或稍晚,大約90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知道,西漢早期的近百年間不僅是先秦列國文化向漢文化演進的過渡時期,而且也是鐵器工業的一個過渡發展期,“鐵器工業繼續沿著戰國晚期以來鐵器生產官營和私營并存的道路向前發展,郡國和私營鐵器工業進一步繁榮”(《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第340頁,科學出版社,2005年),此后進入到鹽鐵專營時期。以往關于西漢時期的制鐵遺址也多有發現,如著名的鞏縣鐵生溝、鄭州古滎鎮和魯山望城崗等,但大都是西漢中期以后鹽鐵官營時期的工場址;即使有的年代可早到西漢初年,如南陽瓦房莊等,但西漢早期的遺存往往留存不多,難以進行深入的研究。于是,盡管戰國后期至西漢時期鐵器工業的發展脈絡大致可以勾劃出來,但具體到某一個時段,尤其是鹽鐵官營之前的西漢早期的面貌,仍然是若明若暗,更談不上“具象化”。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作為西漢早期鐵器工業考古研究的最新資料和最新成果,不僅從不同側面揭示了西漢早期一處小型鑄鐵作坊從原材料、鋼鐵技術到產品及其流通乃至組織管理等方面的狀況,而且表明當時鐵器作坊之間的生產已經有了專業化分工,出現了專門制造鐵鋤板、豎銎钁和犁鏵等農耕具的作坊,這對于考察戰國晚期到西漢中期鐵器工業的業態及其演進,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從空間的角度看,該鐵器作坊地處關中腹地,屬于秦漢斄(邰)縣故城的一部分,而斄縣是戰國晚期秦內史、西漢三輔地區重要的縣之一。關中盆地作為秦朝和西漢王朝的中心統治區域,人口密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達。就鐵器工業來說,西漢王朝曾在京兆尹的鄭縣(今華縣)、左馮翊的夏陽縣(今韓城縣南)、右扶風的雍縣(今鳳翔縣)和漆縣(今彬縣)等地分別設有鐵官,考古發現的鳳翔縣南古城村漢代冶鐵遺址和韓城芝川鎮芝西村西漢鑄鐵遺址,就分別是雍鐵官和夏陽鐵官所屬的鐵工場址;此外,漢長安城西市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等地也發現有西漢時期的制鐵作坊遺存。但值得注意的是,關中地區迄今考古發現的西漢制鐵遺址不僅為數不多,而且即使經過發掘的幾處制鐵遺址,其發掘資料或者尚未正式公布,或者雖有公布但又過于簡略,使得關中地區西漢時期鐵器工業的發展狀況迄今尚無法從考古學上得到具體的說明。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從一個作坊的個案揭示了關中地區西漢時期鐵器工業尤其是西漢早期的發展狀況,不僅極大地豐富了關中地區西漢鐵器工業的實物資料,而且對于整個西漢時期鐵器工業的考古學研究也將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從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內涵看,它作為西漢早期的一處小型鑄鐵作坊,是一處以鐵器鑄造為主、兼及鋼鐵精煉和鐵器鍛造加工的鐵器作坊。其鋼鐵原材料主要是回收的廢舊鐵器,以及少量的鋼鐵條材,陶范的原材料則是取自當地的黏土和從附近河灘或河床采集的砂子。燃料是木炭,其樹種主要是櫟木和樺木。擁有從鑄范制作、熔鐵鑄造到鑄件加工及熱處理等一整套鐵器鑄造的生產流程,同時還可能存在生產優質鋼材的精煉(炒鋼)活動,以及鐵器的鍛造、加工或修理等。作坊內部在空間上可能有著明顯的區域劃分,熔鐵澆鑄區、鍛鐵加工區、廢棄物堆積區和工匠生活休息區等相對獨立而又相互關聯。其產品類型比較單一,主要是梯形鋤板、豎銎钁和舌形犁鏵等農耕器具,尤以梯形鋤板為大宗,可知這里是一處專門的鐵農耕具鑄造加工作坊。其產品流向,主要是供應以邰城為中心的斄縣居民。邰城鑄鐵作坊的這種內涵和結構,尚不便斷言它就是西漢早期關中地區小型鐵器作坊的典型形態,但通過這只“麻雀”的解剖,可以大致勾劃出當時關中地區小型鐵器作坊的樣貌。這對于深化當時的鐵器作坊研究以及鐵器工業體系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就邰城鑄鐵作坊的鋼鐵技術、產品及其所反映的鐵器工業發展水平來看,許多方面也都值得關注。我們知道,戰國時期秦地的鐵器雖多有發現,并且鳳翔縣南古城村冶鐵遺址的年代可能上溯到戰國晚期,但關中地區有一定規模的戰國鐵器作坊遺址迄今尚未發現,戰國時期居址和墓葬中出土鐵器的種類和數量總體上也遠比其他地區為少。同時,冶金學研究也相對不足,戰國鐵器中經科技分析檢測者僅有西安半坡戰國墓出土的鐵鑿和直口鍤,經鑒定分別是塊煉鐵和韌性鑄鐵制品。種種跡象表明,當時秦國核心地區的鋼鐵技術和鐵器工業發展水平與東方六國相比似乎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邰城鑄鐵作坊出土鐵器的冶金學研究表明,其成型技術主要是鑄造,同時也存在著鍛制;鋼鐵制品中不僅有白口鑄鐵、灰口鑄鐵、韌性鑄鐵和鑄鐵脫碳鋼,而且還有炒鋼制品;同時,還存在淬火等鐵器熱處理技術。無論是制范、熔鐵及鑄造技術還是制鋼和鐵器熱處理技術,邰城鑄鐵作坊的鋼鐵技術水平與東方六國故地已經相差無幾,反映出關中地區的鐵器工業及其鋼鐵技術在西漢早期出現了跨越式發展。其動因或許在于,秦統一之后原東方六國的鐵工匠遷入關中,帶去了先進的鋼鐵技術,加速了鋼鐵技術向關中地區的擴散,促進了當地鐵器工業的發展。就其產品來看,鐵犁鏵的出現也值得關注。犁鏵是古代農業耕作中最重要的農具,戰國后期出現了V字形鐵鏵冠,但尚未出現全鐵制的鐵犁鏵。陜西臨潼魚池遺址的調查中曾發現有鐵犁鏵,但其年代無法準確判定。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犁鏵鑄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并且可以準確判定其年代的鐵犁鏵實證資料,表明鐵犁鏵的應用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世紀初的西漢早期,并且有可能是率先出現于關中地區,從而把鐵鏵冠向鐵犁鏵演進的鏈條連接了起來。

 總之,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其學術價值,尤其是對于漢代鐵器工業和鋼鐵技術研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當然,由于遺址保存狀況、發掘區域及發掘面積等的限制,有些問題的研究或難以展開,或無法深入。譬如,關于整個作坊的結構和布局及其變遷,尚無法做出實證性說明;該作坊的性質即經營管理方式,究竟是私營還是官營,也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關于該作坊產品數量的分析、工匠身份和工匠生活的認識等,還大多屬于推論,有待于更多材料的佐證;關于該作坊兩個特點的認識,由于比較對象的年代屬于西漢中期或更晚,并且都是關中地區之外的大型官營鐵工場的材料——這樣做也是無奈之舉,因為可供比較的西漢早期鐵器作坊遺址的材料缺乏,但畢竟使得其認識難免帶有局限性。至于如何理解和認識兩種不同類型的梯形鋤板(帶圓穿和不帶圓穿是梯形鋤板的兩種不同類型)的鑄范共存、鑄鐵和鑄錢兩種鑄造活動之間的關系、遺址中出土的瓦和瓦當等陶建筑材料與作坊建筑設施的關聯等具體問題,也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但無論如何,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發掘和研究的學術成果令人矚目,《邰城鑄鐵》無疑是一部極具科學價值的考古研究報告。

 這里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的學術成果無疑值得關注,而該遺址從田野發掘到資料整理、綜合研究直至編寫報告的理念、思路和方法等,同樣值得關注。

在學術理念上,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沒有把學術目標設定在單純的鑄鐵工藝技術及其流程的探究和復原上,而是基于“通過對每一個環節的產品、廢料以及所使用技術的分析,并結合廢品的廢棄及堆積方式,即使發掘面積有限,討論作坊的生產流程、布局乃至生產組織仍是可能的”認識,在深入解析邰城鑄鐵作坊工藝技術及其流程的同時,著眼于“漢代冶鐵工業體系及關中地區經濟技術形態研究”和“生產組織和社會動能層面的研究”,通過手工業技術和產業的研究,“達到管窺城市社會形態的目的,甚至可以將其納入到環境、資源、社會和國家的整個體系之中研究,展現某一時期某一地區某一領域的生產圖景”。我們知道,鑄鐵作坊遺址是手工業作坊遺址的一個重要類型,而作坊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既是整個近代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在手工業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義。手工業考古并不僅僅是為了考察和研究古代的手工業工藝技術——這當然是核心研究內容之一但并非其全部,而是從原材料、生產工具和設施、工藝技術及其生產流程到產品、產品流通和應用研究,從生產者、經營管理方式、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到社會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系統研究(《東方考古》第9集第57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盡管在考古學實踐中,某一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由于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能就上述所有問題都有所研究或深入探討,但手工業考古是一個包括資源、技術、產業和社會等諸多方面的研究系統的理念,無疑是必要的。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學術理念,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科學地收集各種考古資料,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種考古資料所包含的歷史、科技和文化信息,從原材料、鑄鐵陶范的制作和使用、熔鐵爐及鼓風設施、鋼鐵技術、生產流程到鐵器產品的類型和數量、作坊的生產組織方式、工匠及其生活、社會管理乃至關中地區的鐵器工業等,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考察和探討,得出了諸多新的認識。

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及《邰城鑄鐵》從鑄鐵作坊遺址研究的實際出發,緊緊圍繞其學術目標,突出問題意識,堅持以田野考古為基礎,強化田野考古資料的全面、系統梳理和各種標本的科技檢測分析尤其是兩者的有機結合,據此進行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基于這樣的研究思路,田野工作中“點面結合”,把發掘的重點放在“尋找熔爐及與之相關的生產遺跡和生產各環節廢棄物的堆積”上,同時進行大范圍的調查和勘探;全面收集各類遺存,既重視冶鑄遺存資料的收集,同時也重視生活器具、建筑材料乃至動植物遺存資料的收集。在整理過程中,鑒于該鑄鐵遺址的特殊性,重視“遺物的組合以及保存情況”,以提供理解有關廢棄物及其搬運過程的直接證據;以遺跡單位為單元,對出土資料進行系統整理;對于冶鑄遺物,以材質、形態、功能以及其他要素為依據進行分類,再按照各遺跡單位的出土情況從中選取適量的樣品進行冶金學分析。冶鑄遺物的科技分析,強調明確分析目標及所能解決的問題,并結合考古背景,有的放矢地選擇樣品、確定分析內容;標本取樣以全面系統的整理為基礎,既要有一定的數量,又要有代表性;充分參考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增強鑒定結果的可靠性并可資比較等。報告的編寫上,從專題性考古報告的實際出發,強調傳統發掘報告和專題研究報告相結合,即在詳細介紹材料的同時,兼顧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敘述,注重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的結合;強調考古資料介紹的全面、系統、細致、準確并便于檢索,綜合敘述與分類詳述相結合,不同類別的遺物設立不同的分類標準,注重其不同“特征點”的觀察和描述;強調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多學科合作研究,注重多學科信息的高度融合和多學科研究的有機結合等。實踐證明,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是科學的和行之有效的。

新世紀以來,在考古學學科建設不斷完善、文化遺產事業方興未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手工業考古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近年來更受到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已逐漸成為考古學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而手工業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又在手工業考古中具有根本性意義。然而,手工業作坊遺址本身畢竟有著不同于一般城址、聚落和墓葬等遺存的自身特點,如原材料、工具、生產設施和加工遺跡、產品、半成品和廢棄物等是其主要的遺存構成,于是,其發掘、整理和研究直至報告的編寫都有其特殊性。如何從手工業考古的性質、任務和目標出發,如何從不同作坊遺址的自身特點出發對其進行調查和發掘,如何進行資料的整理,如何在零散的、不完整的資料中最大限度地提取信息進行專題性和綜合性研究,如何編寫具有專題研究特點的考古報告等,既是一個實踐問題,更是一個理論問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使之逐步充實和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邰城鑄鐵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作為鑄鐵作坊遺址考古的一次成功實踐,不僅為鐵器作坊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而且在手工業作坊遺址考古的理論和方法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體現了當今手工業考古的發展方向;《邰城鑄鐵》作為一部成功的專題性考古報告,無論是在編寫理念、框架結構、編寫體例還是在資料的整理和記述上,都為同類考古報告的編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值得倡導和借鑒。

 在《邰城鑄鐵》即將出版之際,遵作者所囑,在通覽該書原稿的基礎上,寫下了上面的所思所想,跟學界朋友們交流。

(作者:白云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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