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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遺址東部邊緣·序》
  發布日期: 2018-10-22  訪問量:   字號: [] [] []

從1999年周原遺址的考古工作再次啟動到現在,已將近20年了,這期間,周原遺址以及圍繞周原遺址在關中西部開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可謂關中地區周代考古的黃金時期。其中,2012年對周原遺址東部邊緣姚家一帶的考古調查、鉆探和發掘便是成果之一。

2010年,姚家墓地被盜。2011年,經初步鉆探,確知這是一處西周墓地。2012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作為主持單位,邀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聯合組成周原考古隊,對姚家墓地進行搶救發掘。姚家東臨美陽河,據以往考古資料,這里屬周原遺址的東部邊緣。發掘前,考古隊再次對墓區進行了全面鉆探與調查,得知姚家墓地僅有墓葬,其中包括兩座帶墓道的大墓,基本沒有同時或更早的文化堆積,推測與遺址北緣的黃堆墓地類似,應是一處單純的墓地,且等級較高。有墓地就有居址,那么與墓地相對應的居址在哪里,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于是,在對姚家墓地勘探和發掘的同時,亦在其附近進行了詳細調查和勘探。

自1999年以來,本人曾是周原考古隊的成員,故對周原的所有發現都頗感興趣。雖沒參加姚家一帶的考古工作,但曾到發掘現場參觀、學習與交流。報告成稿后,亦粗粗瀏覽一遍,因此對這項工作有比較詳細的了解。感想有一些,以下略舉二、三。

首先是田野發掘方面。

本次發掘主要是墓葬,居址遺跡很少。對先秦時期豎穴土坑墓的發掘,則是田野考古工作再平常不過的項目,看似簡單,好像每位考古工作者都能勝任,且做得很好。其實,若予深究,目前的學術界仍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存在,尤其是在發掘方法與文字記錄方面往往比較粗疏。本次對姚家墓地的發掘則不然,注意了對諸多細微之處信息的提取,值得借鑒。比如對墓葬填土的發掘,根據墓葬形制與規模,在不同部位設計不同的剖面,以全面了解填土的堆積狀況。這種發掘方法顯然是必要的,可目前在學術界還比較少見。

再如對墓葬面積的記錄,本報告除記錄墓口尺度外,尤其重視墓底的尺度,正如報告所言,墓口往往被破壞,并非當時原狀,而墓底則是真實的。眾所周知,學術界在研究墓葬等級時,多把墓葬規模列為重要指標,而規模大小的主要依據就是面積,尤其對被盜的墓葬來說,面積幾乎是判斷墓葬規模與等級的唯一指標。那么在比較研究時,究竟以口部面積為準,還是以墓底面積為準更科學、更合理,顯然后者優于前者。查一下以往的考古發掘報告,僅有墓口尺度,而缺少墓底尺度者并不罕見。

又如對墓道坡度的測量,發掘者根據實際情況,予以分段測量,多者有三個數據,而非簡單的只測量一個數據。已發現的大量墓道表明,多數墓道底部與墓室相接一段比較平緩,甚至近于水平,可見,對這樣的墓道底面坡度的測量,至少要有兩個數據。對于墓壁,不僅觀察和記錄其加工修整狀況,還仔細觀察和記錄了其所打破的所有地層。也正因如此,才發現了早于墓地的蓄水池這一重要設施。其實,即使墓葬全部打破生土,這樣做也是有意義的。在周原遺址范圍內,從頂層生土——紅褐色土往下約7米深處,出現一層紅色黏土層。當最初發現墓口時,若填土內含有紅色斑點,則可知該墓打破了紅色黏土層,深度不少于7米;若填土中不見紅色斑點,則該墓深度不及7米,這一信息有益于下部發掘方案的制定。另外,根據這層紅色黏土層堆積深度的規律,還可復原地表破壞嚴重之處的墓葬的深度。例如,有些墓地因后來取土或平整田地被削去很多,那么,只要發掘時注意墓壁上紅色黏土的出現高度,就可推知其上的生土被削掉多厚,依次就可將墓葬深度復原。可見,在發掘墓葬時,注意墓葬打破地層——包括生土層的詳細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工作方法與理念方面。

就商周時期而言,周原遺址是一處連續時間較長的遺址,從“京當型”商文化到西周末年,一直相延不斷。在這樣的遺址開展考古工作,復原其聚落早晚變遷,還原各階段聚落狀況,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考古學文化分期。然而在1999年之前,周原遺址的考古學文化分期尚未完善,因此,當1999年周原遺址的考古工作再次開展時,我們就把建立該遺址的考古學文化分期編年列為首要任務,選擇合適的地點予以發掘。1999年對齊家北的發掘,建立了西周時期的分期序列;2001年王家嘴與賀家的發掘建立了先周至西周早期的分期序列。兩次發掘比較理想,目標基本實現。有了這一基礎,再在遺址調查與發掘時,便可判定各期段的分布狀況;無論遇到任何遺跡,只要有可以判斷期別的遺物出土,就可對其做出時代定位,為今后工作的開展與研究提供依據。唯有如此,才能深入探討聚落結構與變遷。

  2012年姚家一帶的考古工作亦以此為前提,并結合發掘者以往的田野考古經驗及對周原的整體認識,采用了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對此,本報告亦有總結。

如在田野考古調查時,注意聚落結構,尤其注意功能區的劃分。強調在分析聚落形成過程的基礎上,根據多項標準,包括對空白地段與空白斷坎的調查與記錄,以及一些線性遺跡如水渠走向的分析等,這一做法對最終功能區的劃分成效顯著。如本年度對西周早期姚家水池及姚家西兩個功能區的劃分;西周中晚期對姚家墓地區、許家北區、姚家西區三個功能區的劃分等。對姚家墓地本身,又依墓葬規模、方向和墓葬間的空白地帶,劃分為三個墓域。這對進一步判斷不同功能區的相互關系非常重要,可以深化對聚落結構的了解。

在不同功能區確定之后,分別制定田野工作方案。如對姚家墓地的鉆探,本次采用全面詳探,準確定位的方法,搞清了墓葬數量、形制、分布與范圍。發掘證明,鉆探的準確率達到90%以上,這在周原遺址尚屬首次。在多數情況下,由于一個墓地不可能全部發掘,準確的鉆探結果對后續研究頗有助益。2012年對姚家墓地的發掘,由于各方面條件所限,就未全面揭露,但讀者可以根據鉆探平面圖,對墓葬的分布與墓域的情況有個完整的了解。

另外,本報告在劃分不同功能區之后,亦嘗試探討了部分功能區之間的關系。如初步認為許家北居址區,時間上與姚家墓地同時,且距姚家墓地最近。2000年,在許家北出土過一件青銅器,疑屬窖藏,說明這里屬貴族居住區,而姚家墓地包括有兩座帶墓道大墓。據此判斷,姚家墓地與許家北居址區有對應關系,這一推斷是比較合理的。

至于田野發掘期間值得借鑒的具體方法,前面已有涉及,不再重復。

最后是學術意義方面。

本次姚家一帶考古調查與發掘的學術意義,我以為以下三點最為重要。

第一, 姚家墓地是新發現的一處單純的西周墓地,而且包括兩座帶墓道大墓,還包括不同的族系。這樣的墓地位于遺址東部邊緣,很耐尋味。

周原的墓地很多,但單純的墓地很少,多與居住遺存交疊或錯落。以往掌握的單純墓地有黃堆墓地和賀家墓地。至于帶墓道大墓,周原遺址僅在劉家發掘過一座。我們知道,西周時期帶墓道大墓的等級多與諸侯級墓相當,姚家兩座帶墓道大墓的等級可想而知。聯系位于遺址北部邊緣黃堆墓地,依以往發掘,可知該墓地有不少高級貴族墓,甚至有學者懷疑與周王室有關。據雷興山先生調查,黃堆墓地也有帶墓道大墓。這兩處包括高級貴族墓在內的墓地,分處遺址東、北邊緣,與周公廟遺址墓葬的分布規律相同,應該不是偶然現象,當屬有意而為。在探討周原聚落結構時,不容忽視。

至于墓地中不同族屬之間的關系,報告根據墓葬等級和隨葬品特征,進行了合理推測,認為墓地內西、北區的周系族群是統治者,南區殷遺民族群是周系族群的附庸。

第二, 姚家西區發現有西周早期遺存,包括陶瓦和鑄銅遺物。這是目前所知周原遺址西周早期最東邊的一處遺存,它不與其它西周早期遺存的區域相連。這一發現改變了對周原遺址西周早期遺存分布范圍的認識,對理解當時的聚落結構亦有幫助。陶瓦的發現,說明在西周早期這里有大型建筑;鑄銅遺存的發現,預示著可能存在鑄銅作坊。若聯系近旁同時期大型池渠的的存在,這里顯然是一處高級貴族的居住地。這些發現讓我們想到,在西周早期,生活在周原的人們并非居住在一個緊鄰的區域內,而是相隔一段距離,各自相對獨立,呈散點式分布,也許他們就是一個個采邑,究竟有多少個,需要今后的考古工作予以揭示。

在姚家西區一西周早期灰坑CH2中出土一件橫繩紋鬲,這種鬲個性特征鮮明,一般體型較小,窄沿、有領、聯襠、足稍高,很易辨認。過去都認為它和乳狀袋足鬲屬先周時期,我們曾根據周原和周公廟遺址多個遺跡單位的發現,覺得這兩種鬲都與西周早期器物共存,可延用到西周初年,有學者曾就袋足鬲進入西周作過論述,寶雞石鼓山多座西周早期墓隨葬乳狀袋足鬲的現象,已證明其確實延續到西周初年。現在看,橫繩紋鬲也當如此。若這一推斷不誤,則姚家西CH2的年代屬西周初年。由于本處不見更早的文化遺存,故它們的主人來自它方,這或許與周初大規模移民有關。

第三, 姚家大型水池與溝渠亦屬新的重要發現,時代屬西周早期,依局部勘探,有的溝渠似通往召陳一帶。這說明該池渠設施是經過統一規劃的,也供其它居民點使用。

周原遺址的池渠遺跡發現于2009年,即周原博物館對云塘大型池渠遺跡的勘探與發掘。這一發現引起了周原考古隊的高度重視,意識到它是聚落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繼此之后,考古隊在這方面進行了連續、大規模勘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山前的巨型蓄水池與防洪設施。姚家池渠設施屬偶然發現,而且位于遺址東部邊緣,使用時間較短,究竟它與云塘池渠等遺跡是何關系,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今后作很多細致的田野考古工作方能梳理清楚。

類似的設施早在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近在殷墟和灃西都有發現,說明在商周時期的大型遺址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它遺址也需引起重視。

以上就本報告談了一些自己的想法,部分與報告作者近同。拉拉雜雜,不成系統,也未必說在要點上。讀者可據報告另抒高見,并對本文不周之處給予指正,以深化周原乃至周文化的研究。

(作者:劉緒,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夏商專業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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