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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都雍城考古“透物見人”
  發布日期: 2019-02-12  訪問量:   字號: [] [] []

  雍城,是中國東周時代的秦國國都,自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秦獻公二年(前383年)定都此地,建都長達294年。農歷己亥年前夕,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發布消息稱,考古人員2018年對雍城遺址核心區的一組建筑遺址進行了發掘,證實該建筑年代為春秋中期,距今約2600年,廢棄時間在春秋晚期,這是在新時期大遺址考古背景下,于雍城核心區東大型宮殿群內發現的一處高等級宮室建筑。

  朝寢是秦都城格局中功能最重要元素,它與城內宗廟、大型作坊、聚落、城墻,城外陵墓、城郊禮制建筑,以及郊天場所構成雍城作為秦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的基本要素,也是通過最新研究成果確認當時國君朝政起居的地方。2018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寶雞市考古研究所聯合對馬家莊一號建筑與豆腐村三號建筑之間的一組建筑遺址進行發掘,發現該區域建筑保存較好,時代單一,未經后期建筑擾亂。根據該組建筑遺址內出土陶質建筑材料、所處位置和呈現“左祖右社”的布局關系推斷,該組建筑遺址可能為春秋時期秦穆公所筑之宮殿群之一——朝寢建筑。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實踐,中國先秦時期都城核心建筑群的標志性建筑是“朝寢”和“宗廟”,在秦都雍城擴改建過程中二者有一個漸進的變化,即春秋早期秦“初居雍城大鄭宮”時期,采用“寢廟合一”模式,隨著都城的正式規劃,到秦穆公時期則變成廟、寢分開且平行布局。再發展秦都咸陽時期為突出天子之威,將朝寢繼續放在國都中心,而將宗廟置于南郊的情形,這種格局為后來“漢承秦制”,將廟遷到陵墓而直接變為“陵寢”提供了前置基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亞岐介紹,近年來雍城大遺址考古調查勘探發現,在馬家莊宮區由內、外壕溝構成“內城”和“外城”。“內城”內以原發現并發掘的馬家莊一號建筑為周邊,新發現較有規律地分布著密集的大型建筑遺址,尤其宗廟以西的幾座“宮室”建筑遺址,甚至包括高臺建筑,再從它們與宗廟建筑遺址所呈現“左祖右社”的位置關系推斷,可能為秦穆公時期所筑“朝宮”,即朝寢建筑。另外,過去一直認為與馬家莊宗廟有一定關系的是三號“朝寢”建筑遺址,根據最新發現和認識判斷,可能是原一號宗廟拆除之后新建的“宗廟”位置所在。

  如何以文獻為線索、以考古材料為依托,兩者互證,以期對宏大的東周秦都雍城遺址的布局、規模、內涵,以及考古材料所顯現秦國社會組織結構達到“透物見人”全面了解,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問題。

雍城城址區2018發掘區域位置示意圖 圖片來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以都城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參照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自秦襄公在西犬丘被封諸侯而立國,止始皇帝于咸陽建都,秦先后建“九都”,雍城為第六處,系八次遷徙過程中建置時間最長、功能設施最為完備的正式都城之一。雍城在長達294年的時間里,歷時19位王公,一直作為秦國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中心。

  秦人以包容和開放性的政治心態,橫掃六合,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封建帝國。秦國輾轉遷徙發展的過程,不斷謀求著新的發展空間,從弱到強,從強到盛。初次擔任雍城考古項目負責人的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楊武站研究員認為,在秦國歷史上,選擇以雍城為都,使秦國發展進入快車道,逐漸步入帝國強盛之路,這期間秦在雍城的蓄勢歷程起到了奠基作用。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今的大量考古資料逐步解開這座城市所具備的完整布局與綜合功能的神秘面紗。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楊哲峰告訴記者,早在1933年,考古學家徐旭生、蘇秉琦及石璋如等學者,就曾在鳳翔做雍城考古調查。新中國成立后,雍城的文物考古工作成果累累。1959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隊,在雍城經過數次調查,發現了南古城秦漢遺址,開始籌備對南古城遺址的重點勘察和發掘工作。1976年,陜西省雍城考古隊組成后,通過調查發掘,基本弄清了雍城的位置、面積、布局,城內的三大宮殿區及城郊宮殿等建筑遺址,城南規模宏大的秦公陵園及小型墓區,為秦國早期歷史和秦國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大批資料。這些豐富的標識性考古材料與認識,使秦雍城城址區的格局開始顯現出來。本世紀以來,對城址區全面調查取得了突破性認識,布局已基本清晰顯現,性質明確的相關遺跡如城市道路、宮殿建筑、聚落、作坊、環境因素等,使城內各功能區的空間擺布展現出這座秦都城所具備的典型性特征。經過80余年的考古工作,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廣泛的發現和諸多重要認識,分布范圍約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園、國人墓葬區和郊外秦漢行宮建筑遺址構成的雍城整個文化遺存布局輪廓正在隨著考古工作深入開展而逐步清晰顯現,目前全國東周時期各列國都城中保存最為完好,而且對其研究認識也相對上升到較高層面,成為以都城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參照。

  作為國都,秦國在這里筑起了規模巨大的城垣,興建了諸多氣宇軒昂的宮殿群,如馬家莊朝宮與宗廟建筑,建造了宏偉的秦公陵園,以及遍布南郊的離宮別館。田亞岐介紹,城址范圍內發現了多處大型作坊遺址及市場遺址等,在城內發現大規模的聚落,這與郊外陵園與國人墓葬相比照,推斷當時雍城已經具備大都市的功能。他認為,自秦獻公將都從雍東遷之后,這里雖然失去了其曾經的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國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廟仍一度保留,當時諸多重要祀典如秦始皇加冕典禮得以繼續在雍城舉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設施仍被修繕與利用。至西漢前期,雍城郊外的蘄年宮一帶為西漢帝王舉行郊祀活動的著名場所,所以雍城作為“圣都”或“圣城”的象征及其歷史沿革一直到漢武帝,甚至到漢成帝時期。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以雍城遺址為中心的關中西部相繼發現發掘出了一組規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秦漢國家祭祀遺址群。

 

 

雍城遺址核心區的一組建筑遺址發掘區航拍圖 圖片來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國家祭祀遺址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歷史原動力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以雍城遺址為中心的關中西部相繼發現發掘出了一組規模宏大、保存良好的秦漢國家祭祀遺址群,如位于雍城西北郊外的雍山上,首次發現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由外圍環溝、壇、壝、場、道路、建筑、祭祀坑等各類遺跡組合而成的血池村“畤”的遺存。該發現填補了秦雍城布局的空白。血池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馬、牛、羊動物標本,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胡松梅介紹,科研人員已從常規性層面上完成了相關DNA、測年、性別、口齒年齡和毛色等標本的數據收集和檢測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員認為,《史記·封禪書》說雍畤祭祀用“駒”與“犢羔”,血池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用作祭品的馬骨也確為幼年馬。此外,通過對馬骨進行的動物鍶同位素、食性的檢測分析,證明祭馬來自四面八方,也證明了文獻所記當時國家舉行隆重祭祀活動時,由各地提供助祭物資的情景。寶雞市考古研究院所長辛怡華研究員介紹,血池遺址是與古文獻記載吻合的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性質明確的國家大型“祭天臺”。這一重大考古發現得到學界廣泛關注,榮獲“201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2016-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獎”。

  “雍城血池遺址是雍城郊外發現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較為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雍畤’遺存。”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告訴記者,2017年鳳翔血池秦漢遺址發現祭祀坑3200余座,是我國首次從考古學角度實證確認的時代最早、結構完整、性質明確的國家祭祀遺址。2018年,寶雞陳倉區吳山遺址發現祭祀坑數百座,初步判斷或與祭祀炎帝有關。同年在寶雞陳倉區又發現下站祭祀遺址。2019年起,考古工作者計劃對下站祭祀遺址和鳳翔靈山南坡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以辨別其性質、年代及祭祀對象。至此秦漢時期國家祭祀遺址的全面面世呼之欲出。

  “以雍城血池遺址為中心的秦漢祭天遺址群的保護展示將為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歷史原動力。”孫周勇認為,這幾處重要的秦漢時期祭祀遺存是近年來全國秦漢考古的一項重大成果。

  作為雍城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項重大考古成果,血池遺址引起學界廣泛關注,也得到國內著名學者的很高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血池遺址其祭祀者是東周時期秦國、秦王朝和西漢王朝的最高首領,祭祀對象是中國古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天,而祀與戎又是中國古代國家最為重大的兩件事情,就該遺址的科學性、祭祀者與祭祀對象的歷史重要性而言,都是以往所有祭祀遺存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的。我們可以根據《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甚至可以從祭祀文化追溯到五千年中華文明不斷裂的源頭;著名秦漢考古學專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員認為,血池遺址將成為秦漢時期國家祭祀活動的最重要物質載體和實物再現,對于深化秦漢禮制、秦漢政治、中國古代禮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遺址的發現也標志著雍城完整布局的出現,這一發現填補了既往在雍城遺址布局中唯缺郊外國家祭祀功能區文化遺存的空白;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段清波教授認為,鳳翔雍山血池遺址可能是秦國多代國君和西漢皇帝親臨主祭的國家級大型祭祀場所明。敬天在中國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意義,是排他性王權、帝權的象征,君權神授則是借此能夠神話和權威化統治者地位。祭祀的禮儀蘊含著當時人們的宇宙觀和行為處事方式;陜西省文物局原局長趙榮博士認為,古人在選擇這處祀點地望時,其中蘊含著當時的政治理念、哲學思想、地形地貌、傳統規矩和勘與法則等內容,這往往被后世所借鑒,反映了我國古代祭天禮儀形式對文化發展傳承過程中的制度影響。

  雍城在東周時期不僅是秦國三百年的都城,鑒于戰國晚期雍城在“都”的功能遷出之后,這里作為秦漢時期國家“祭天”場所的歷史延續。雍城考古人員運用考古地層學、類型學和科技考古理論方法,不僅對其置都時期,而且對“圣都”和“圣城”延續時期的整個文化遺存面貌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發現與解讀,基本勾勒出雍城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布局沿革與時空演變過程。以血池遺址發掘為契機,今年還通過對血池周邊相關遺址的延伸調查,確認沿雍山山梁向東每隔若干距離,在制高點均有烽火臺。這一發現為進一步探索古文獻關于祭祀場地與京城之間“通權火”提供了參考。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助力研究員陳愛東介紹,權火即烽火,是古時祭祀時所舉的燎火。當時皇帝一般是每三年親自主持一次雍地的祭祀,其余時間則由太常負責。在祭祀的同時點燃“通權火”,一路傳到都城,皇帝在都城郊外禮拜,以示圣意,完成儀式。寶雞市考古研究所王顥副所長表示,我國古代的“國家祭祀”禮儀,是指受朝廷祠官直接管理的神祠祭祀。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諸國祭祀來源各異,秦始皇稱帝,完成帝國統一的同時也確立了帝國的神祠祭祀。從先秦至近世,中國傳統祭祀制度的發展演變中,秦漢無疑是其中承前啟后的一個階段。而在秦漢國家祭祀中,雍畤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雍城曾為秦國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春秋戰國數百年間,秦人在雍城設立了四個重要祭祀場所,即雍四畤。秦始皇于咸陽稱帝后,雍四畤仍舊是秦帝國國家祭祀場所,而且始終是級別最高的祭祀場所。而后,秦亡漢興。在西漢初年,為了恢復社會經濟,漢高祖劉邦并未將國家祭祀體系遷到都城長安附近,而是沿用了秦的祭祀設施和祭祀制度,從西漢初年到漢武帝時期,漢帝一直是在雍舉行國家祭祀活動,這也是漢承秦制的一個體現。秦有四畤,漢有五畤(漢高祖劉邦在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增設了北畤)。作為國家祭祀場所,雍畤有七百多年的歷史。

血池祭祀遺址榮獲中國考古學會2018田野考古一等獎

  1月25日上午,寶雞市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稱,寶雞陳倉區吳山遺址發現祭祀坑數百座,初步判斷為吳陽上畤,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游富祥認為該遺址或與祭祀炎帝有關。另外在下站遺址鉆探發現“密畤”重要線索。

  以雍城為中心的考古工作,大量考古資料展現出一幅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的變化場景,“透物見人”是中國考古界的崇高追求,雍城考古正在一步一步走近這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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