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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底溝文化的崛起
  發布日期: 2018-12-19  訪問量:   字號: [] [] []

    1956年,河南陜縣廟底溝和三里橋遺址的發掘,發現了有別于1954年發掘的西安半坡遺址的文化遺存,主要是文化面貌較為單純的重唇口尖底瓶、以弧線三角形紋飾為代表的彩陶等,使得學術界開始認識到仰韶文化內容的龐雜,并對其內涵進行了重新辨識,將仰韶文化劃分為若干類型。到了20世紀80年代,張忠培先生首先提出了廟底溝文化的概念,之后陜、晉、豫等省的考古學實踐證明,這種提法絕不是由“類型”到“文化”的簡單升級,而是仰韶文化研究實踐及理論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也有學者認為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也發現了相似的文化遺存,因而將這一類型遺存命名為“西陰文化”。

    廟底溝文化處于仰韶時代的中期,陶器的顏色絕大多數為紅色和褐色,還有少量的橙黃陶和灰陶,陶器的主要器形有重唇口尖底瓶、卷沿曲腹盆、曲腹缽、葫蘆口平底瓶、夾砂鼓腹罐、敞口罐、釜、灶、大口小底缸等。陶器裝飾方式主要有線紋、繩紋及彩陶紋飾,也有大量素面陶器。廟底溝文化彩陶比半坡文化時期要多,主要是以黑彩為主,也有白彩和紅彩,圖案有鳥紋、蛙紋、花瓣紋等。這一時期的陶器上有的還附著動物形泥塑,如造型簡單的鳥頭、蛙、人物面部形象等。陶器大多制作精良,基本為手制,也有部分陶器上有慢輪修整的痕跡。

    從遺址的分布情況來看,廟底溝文化主要分布于關中盆地、運城盆地、臨汾盆地、靈寶盆地(平陸芮城谷地)等地理單元。還有少量遺址分布于以盆地為中心的外緣,如盆地以北的北山山系、呂梁山脈、盆地以南的秦嶺山地、盆地以西的甘青地區、盆地以東的垣曲盆地也有少量廟底溝文化遺址分布,從整體來看,大都屬于晉陜盆地帶。

農業大發展


    晉陜盆地帶是全國十大盆地之一,面積五萬余平方公里。盆地四面高山環繞、地勢險要,南部以秦嶺山脈連綿橫貫,隔絕南北;北部以北山山脈——呂梁山脈為屏,阻隔了與北方的交通;東側為太岳山、崤山縱列,作為屏障;西部隴山、汧山隆起,形成一個獨立的“新月形”盆地。在古代交通和武器落后的情況下,只要堅守四面山嶺間的關隘,敵人是難以攻入的,屬于典型的“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這也是不少帝王選擇在此建都的原因。該區域整體地勢較為平坦,渭河、汾河及南北兩側山系形成了豐富的河流水系,為農業生產、人類生活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加之盆地地處暖濕帶,氣候溫和,四季分明,是原始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半坡文化時期,魚化寨等遺址植物浮選結果表明,盆地內的農業生產類型為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而且秦安大地灣遺址的浮選結果顯示當時居于主導地位的為黍,粟其次。距今5500年左右的廟底溝文化繼續堅持經營半坡文化時期北方旱作農業中種植粟、黍的傳統,但該時期粟已經取代了黍成為主要農作物,高陵楊官寨粟的數量百分比為35.81%,黍的數量百分比僅為15.27%。關中地區的興樂坊、白水下河和扶風案板、豫西地區的三門峽南郊口和靈寶西坡等遺址的浮選結果也顯示該時期粟居于農作物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還新引進了水稻的種植、生產,陜西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扶風案板、靈寶西坡等遺址均發現了水稻遺存或水稻扇形植硅體。農業生產工具方面,半坡文化時期以斧為主要生產工具變為以鏟、鋤等為主,刀、鐮類收割工具所占比重增加,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已經進入了較為成熟的階段。

    隨著農業的繁榮,剩余糧食的出現成為一種可能。廟底溝文化諸遺址中發現了大量大口小底缸,其用途可能就是用來儲藏糧食,這也可能是人口增加的直接誘因。楊官寨遺址發現的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總面積達9萬余平方米,根據目前的發掘結果(5000平方米內發現394座墓葬)推測,墓葬可能達數千座,反映了當時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這也就促成了廟底溝文化時期聚落規模的迅速膨脹。

聚落大繁榮


大型聚落與環壕的發現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半坡文化時期規模較大的聚落多在2—5萬平方米,發展到廟底溝文化時期的大聚落規模達十幾萬平方米,有些遺址甚至超過百萬平方米,如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總面積超100萬平方米,潼關南寨子遺址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還有咸陽尹家村130萬、華縣泉護村93.5萬、夏縣轅村90萬、靈寶北陽平90萬、汾陽峪道河68萬、扶風案板、高陵馬南達60萬、靈寶西約40萬、澠池篤忠約30萬、陜縣廟底溝約24萬平方米。

   環壕一直是關中地區史前聚落的主要防御設施,如半坡文化西安半坡、魚化寨、臨潼姜寨等遺址都發現有環壕,但規格普遍較小,錢耀鵬估測半坡遺址環壕周長在600米左右(包含利用斷面部分),環壕內環繞面積約2萬平方米。姜寨遺址揭露面積大,聚落布局清晰,環壕可分為四段(另說三段),總長度約270米,環繞面積約3.36萬平方米。魚化寨遺址的環壕為內外雙重結構,內壕環繞面積約1.3萬平方米,外壕環繞面積(殘存)約3萬平方米。發展到廟底溝文化時期,環壕的規格、體量、環繞面積都有了巨幅增加。如高陵楊官寨遺址發現了廟底溝文化唯一完整的環壕,周長達1945米,壕寬10—15米、深3—4.5米,環繞面積24.5萬平方米。201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扶風案板遺址進行了搶救發掘,發現的壕溝口寬13—17米、底寬9—11米、深3—4米,并探明其是西、北、東三面挖建壕溝,并結合南側渭河斷面圍合而成,壕溝環繞面積約25萬平方米。西坡遺址南壕溝經解剖發掘,口寬11—12.2米,口至底部深達5.6~6.4米。夏縣西陰遺址的壕溝G1口寬約6米、底寬約2.8米、現存深度4.02米,另一處還發現了更寬的壕溝這一時期環壕的布局也有改變,半坡文化時期環壕多見圓形布局,而楊官寨遺址的廟底溝文化時期環壕南北段平行,東西段對稱,呈現基本對稱的布局。

    聚落規模的變化不僅反映了當時人類與自然環境、生存環境之間的真實關系,也是不同聚落、不同團體之間對土地資源占有權進行爭奪的結果,殘酷的戰爭也變得更加頻繁,是社會轉變和生存危機的真實寫照。


大型宮殿建筑的出現

    特大型房址的發現,是廟底溝文化聚落高度發展的另一表現。目前發現的有陜西華縣泉護村F201、白水下河遺址F1、F2、F3、彬縣水北F1、河南靈寶西坡F102、F104、F105、F106等。這些房址平面面積遠大于同時期的普通房址,如下河F1殘存建筑面積263.4平方米,室內面積217平方米,復原后的建筑面積364.85平方米,西坡遺址F105復原面積約372平方米,水北遺址F1總建筑面積約190平方米,室內面積約125平方米,華縣泉護村F201居住面東西寬15米,南北殘長4米,嚴文明先生從其殘存形狀和尺寸,推測其復原面積達225平方米。這些五邊形半地穴式房址,都經過非常細致和復雜的建筑工序,如立柱和筑墻、地面處理和室內柱設置、建造大型門道和火塘(灶坑)、葺頂、室內修整和墻面、地面裝飾等。

    許多學者對這類大房址進行過不同層面的分析研究,認為它具有多種功能,下河遺址F1發現了涂紅色顏料的動物骨骼,水北F1的墻壁上涂有紅色顏料,可能與某種儀式或宗教有關。宋兆麟認為這類房子“是母系大家庭的公共住宅……具有綜合的作用,既是公共住宅,也是公共活動場所。”汪寧生根據民族學資料,將其用途分為四類:公共住宅、集會房屋、房子公所或婦女公所、首領住宅,認為華縣泉護村的F201與半坡F1及姜寨五座大房子功能略同,屬于聚會房屋之類。

    總之,這種大型房屋在聚落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應該是早期宮殿建筑的萌芽,其浩大的工程、精湛嫻熟的建造技術都反映了廟底溝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繁榮,也是社會組織形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

社會大發展


男性地位的提升

    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需要充足的空間來擴展自己的聚落,為爭奪土地、物產、人力等資源的戰爭一觸即發。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這一時期的一些灰坑內埋人現象,如廟底溝遺址、臨汝中山寨遺址、澠池西河庵遺址、彬縣下孟村遺址、扶風案板遺址等,這些死亡個體沒有被埋入成人墓地,甚至有些人骨還身首異處。學界認為這些墓主人的身份普遍比較低下,可能與戰爭后處理戰俘有關,可能是戰爭的體現。

    在這樣的時代和背景下,保護整個部落的安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以狩獵為主業的男性的作用得到了更全面的體現,男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逐步提升。高陵楊官寨遺址發現的“陶祖”(陶塑男性生殖器),制作十分形象。在下集遺址中也曾出土過同樣的陶祖,洪山廟遺址的三座婦女甕棺葬具陶缸上彩繪了三組(6個)男性生殖器的圖案。

    近年來,楊官寨遺址發現了大型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經對墓葬內人骨DNA全基因組初步研究,目前已獲得的108例個體數據顯示,墓地內男性DNA多樣性較低,女性DNA多樣性極高,且來源多樣;墓地內男性與男性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呈現出非常穩定的遺傳現象,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遺傳關系卻很少。據此推測男性長期居于本聚落,在社會生產、生活中起主導地位,而女性多為周邊聚落移居而入,不僅說明“族外婚”的現象在當時已經出現,也反應了男性在社會生產、生活中居于主導地位,是身份、土地、財富的繼承符號。


早期禮制的形成

    中國擁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至少在西周時期就建立起了非常完備的禮儀制度。但從目前考古發現的資料看,廟底溝文化時期可能已經出現了早期的禮制。

首先,這一時期的彩陶不僅在廟底溝文化核心圈內普遍使用,同時向外傳播,影響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大半個中國。彩陶器形態規范、圖案標準,具有十分特殊、強大的文化穿透力,代表著這些文化的擁有者有著共同的信仰和社會認同。

    其次,《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非常完善的祭祀禮制。楊官寨遺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壁和石琮,其中石壁由大理石磨制而成,璧呈扁圓形,中心有一圓孔,外徑16.9厘米、內徑5.5—5.9厘米、肉寬5.5厘米、厚0.6—1厘米,殘石琮為大理石制作,表面打磨光滑,截面呈扁狀,外方內圓,折角處殘損。一邊殘長5.3厘米、另一邊殘長5.9厘米、厚1厘米,是目前所知琮的最早形態。王煒林認為璧、琮類祭祀禮器應該起源于廟底溝文化時期,并深刻影響了古代中國某些禮玉器的發展,對研究后期禮制的起源、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廟底溝文化時期出現一些特殊器物,明顯不是實用器物,可能與祭祀或者巫術有關,是特權階層在進行大型祭祀活動時使用的祭祀用器。如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發現的鏤空人面陶器座,在陶盆的腹部鏤空雕塑成人面的模樣,眼睛、嘴巴中空,眼睛略彎曲、嘴巴微張,嫣然一幅微笑的表情,中間是突出的鼻子,形象十分可愛。該類器物在同時期的考古發現中極為罕見,還在山西吉縣溝堡遺址發現一件同類器物,用泥條貼塑出面部輪廓、柳葉眉毛、高挺的鼻梁、兩側凸出的顴骨,鏤空圓瞪的眼睛和微張的嘴巴,整體形象顯得面部十分猙獰。寶雞北首嶺遺址發現的陶塑人面像,整體制作十分精細,十分傳神,具有很強的神秘色彩。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的鷹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中,又稱作鶚鼎、鶚尊。此器形是原始先民模仿神鷹為原型而制作的,鼎口位于鷹背中央,雙腿粗大與尾羽巧妙地分為三個支點,成鼎足之勢。將“鼎”形器物特征與“鷹”的高傲神態特征完美結合在一起,通體打磨光滑,質感很強,充滿桀驁猛厲的氣勢,顯示出古代藝術家的大膽想象與精巧設計,更體現了當時先民豐富的精神追求。

    此外在廟底溝文化的多處重要遺址還發現了一些特殊遺跡,如楊官寨遺址西門址門道兩側環壕內出土了大量的完整陶器,堆積中發現了鏤空人面像的陶盆三件,還有器座鏤空成人面的兩件陶豆以及大量的陶鼓形器,我們推測這一區域可能就是當時人們組織祭祀活動的場所。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2002年發掘時發現一座平面十分規則的圓形坑H9,堆積可分為上下兩層,出土完整器物數百件,僅彩陶就有202件,而且這樣的灰坑不止一處我們認為該類遺跡就是祭祀活動形成的堆積,出土的各類文化遺存應當是史前先民在祭祀活動中獻祭的用品。


結  語

    依托于晉陜“新月形”盆地帶的優越自然條件且繼承了半坡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農業生產傳統新發展起來的廟底溝文化,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開始,積極發展旱作農業,并引進了水稻的種植、生產技術,出現了大量的大型中心聚落,發展了大型宮殿類建筑,男性逐漸主導了社會生產、生活,逐漸形成規范的禮制。由此,積蓄了充足的力量,開始沖出晉陜盆地,走向渭河流域以外的地區。從考古學材料來看,廟底溝文化以其極具特征的彩陶和尖底瓶,在這一時期以晉陜新月形盆地為中心形成一股巨大的彩陶浪潮,像巨石激起的巨浪一樣,向四周傳播開去,對周邊的考古學文化形成了強烈的影響,如對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伊洛鄭州地區的大河村三、四期文化、膠東半島的大汶口文化、乃至環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四川東北部的同時期文化等產生了積大的影響。

    石興邦先生曾高度概括:“中國大地廟底溝文化時期就以彩陶為規范性傳播符號與周邊諸氏族部落文化結成了大的中華原始文化共同體。西至青海,東至東海,南至長江流域,北至蒙遼地區。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大的民族與文化的同一體。其領域之大,文化認同之廣且深,歷史影響之深且長久,世界罕有其比”,形成了“文化意義上最早的中國”。

 

(楊利平,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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